罗大佑我没有悲观的权利
[ 2006-02-06 21:33:08 | 作者: wrrx ]
罗大佑 我没有悲观的权利
北京青年报 刘净植(03/16 01:55)
从前他是愤怒的、深刻的、深情的，他似乎永远着黑衫墨镜，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。
而今他依然愤怒，却开始被人说太“较劲”。他摘下了墨镜，让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和他的表情，时常还能看到他是嬉笑的。歌迷却觉得那个心中的罗大佑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是的，这就是如今那个在歌迷心目中分裂了的台湾音乐人罗大佑，他就像曾经深爱过、又背弃而去的恋人，让人无法忘怀过去，更对他的背叛耿耿于怀。
从前他是愤怒的、深刻的、深情的，他似乎永远着黑衫墨镜，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。我们亲近不了他，然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歌，却像野火一样烧灼了一两代人的青春，让曾经年轻的心为爱情、为人生、为乡土、为民族、为时代、为未来的命运而疼痛、深思、感喟。
而今他依然愤怒，却开始被人说太“较劲”，他如今的深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领会或说理会，他刚刚面世的新专辑《美丽岛》不是被抱怨打动人的情歌少了，就是被抱怨曲风刻意接近年轻人，人们说他变得务实，却离音乐越来越远了。他摘下了墨镜，让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和他的表情，时常还能看到他是嬉笑的。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，他变得可亲近，歌迷却觉得那个心中的罗大佑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是的，这就是如今那个在歌迷心目中分裂了的台湾音乐人罗大佑，曾经他被视为一代人的旗帜和精神领袖，而今在一些歌迷的心中，他就像曾经深爱过、又背弃而去的恋人，让人无法忘怀过去，更对他的背叛耿耿于怀。
然而说到底，那终究是别人心中的罗大佑，被他人寄予太多期望的罗大佑。那个真实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
3月11日，在天津举办的一场名为“盛大传奇”的演唱会中，我们看到了罗大佑的身影，这是2005年开始以来，他第三次在内地的公开亮相。这似乎预示着他今年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内地工作。2002年，罗大佑把他的音乐工厂搬到北京，宣告他将自己事业的重心转移到内地，2005年初，当我们在北京再次看到他时，他公司的名牌已悄然换成了“人文公社”。问起他这期间的变化，罗大佑感慨的是：“这个世界的变化大过我个人的变化。关键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进步，大家怎样来要求罗大佑那不重要，自己有没有进步是最重要的。”
不做别人想像中那个罗大佑
2000年9月，罗大佑在上海举办了他在内地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，那是内地歌迷等待了十几年与他的第一次会面，北京歌迷包机、乘火车赶往上海的故事，至今传为美谈。当罗大佑在台上唱出《爱的箴言》的第一句“我将真心付给了你……”台下无数歌迷立刻热泪纵横。那一晚，罗大佑自己说：“就像一个梦。”
2001年，罗大佑终于来到了北京，那一年的“5·27”演唱会，虽然他只出现半场，歌迷的热情却让之前的嘉宾都黯然失色。那一晚，敏感而多思的罗大佑一上台便在钢琴上摆了三杯二锅头，一杯下去，烈酒的辛辣呛住了喉咙，让他没能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，不明就里的歌迷还问：“他嗓子怎么哑了？”很多人并不知道罗大佑第一次踏上北京土地为北京演唱的别样心情。
2002年，罗大佑宣布将事业的重心放在北京，一年之中，他在北京开了几个新闻发布会，频繁亮相于新闻媒体，岁末，他在首体开了自己在北京的个唱———“围炉”演唱会。2003年初，罗大佑将自己过去的8张专辑结集为《无法盗版的青春》出版，他说：“要把以前存的货都出清之后，才会进行新专辑。”
那之后，曾以无比热情呼唤和欢迎罗大佑到来的媒体和歌迷开始质疑他，说他“作秀”、说他不复有激情与深刻、说他老了、说他取媚市场等等，直至他十年磨一剑的专辑《美丽岛》出炉，争议似乎变得更加激烈起来。有人甚至偏激地认为，罗大佑应该在2001年之后彻底隐退，为歌迷留下美好的记忆。
这一切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网恋，在虚拟的时空中未见面时，这一方总认为与那方更能理解和沟通，待到耐不住相思频频相见时，却觉得近前的人变得难以接受和理解。
“见到了就不稀奇了。”罗大佑对这一场虚幻看得很明白，那种隔绝时的亲密和亲近时的疏远，对他而言感觉并不强烈，但他却相当清楚歌迷这种心理，他说：“是什么东西促使了我们可以见面？我在海峡那边，他们在海峡这边，长期隔绝之后可以沟通，可以见面，是因为我们有一样的语言，语言的沟通方式是熟悉的，是可以沟通的。另外，因为文化的本质是接近的，文化上的认同从根本上是类似的。而我的歌表达的东西不外乎几种，爱情、土地、一种人的认同、所谓民族国家的东西、民歌的东西，这种音乐形态其实人的感情都是一样的，人了不起就是喜怒哀乐嘛、悲欢离合嘛、生老病死嘛、酸甜苦辣嘛！当你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的时候，大家会拉近很多。这就是罗大佑为什么可以会到这边，会有演唱会，会跟更多的媒体沟通的原因。而这个时代有了这种沟通的管道之后，看到了人，他为什么会有那种奇怪的感觉呢？”曾经是医生的罗大佑从心理学上来分析歌迷：“因为每个听众，以前听罗大佑的人，他其实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听罗大佑的歌，他一直活过来是在跟自己相处，不是跟罗大佑相处嘛。所以他对罗大佑有他自己的幻想。而我这个罗大佑不是你要的，因为我也要为自己的生活奔波，也要赚钱，我也要养活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看见了为什么会觉得不一样呢？这次在天津有个记者说‘你现在是走上神坛的罗大佑’，我说我什么时候上过神坛？我就是一个写歌的人嘛，写歌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工作，靠这个我可以生活，可以赚钱。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写的歌可以让大家有感觉，如此而已。这个东西很实际。”
他很清楚歌迷在他的歌里得到的是什么：“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幻想和梦，就像很多人听到比如《光阴的故事》他可以想到他在大学的时候可能谈恋爱、有可能失恋、或者是结婚，他想到的是他的过去，我的过去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了不起知道张艾嘉，但他知道的不过是皮毛嘛，对不对？”
他这样的解答，使我终于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一见到他就说：“我特别喜欢你的歌。”或“你是我的偶像。”时，他总是笑嘻嘻地答：“不要这样讲，听我的歌，你怀念的是你的青春。”因为他始终清醒，所以也不昏头，他分得清人家心里那个罗大佑和他真实的自己。而为了别人做“罗大佑”和做自己这个罗大佑其中的分别是相当大的，1985年，因为在台湾被奉为“某某代言人”、“先知”、“抗议歌手”、“黑色旋风”，意识到自己被“图腾化”的危机，罗大佑毅然远走美国，为的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自己，他曾经说：“如果我继续在这个环境创作，更多人对我的要求、给我的压力，那种恐惧感，大过我把什么东西都不要、从零开始的恐惧。当罗大佑三个字变成那么大的符号，变成压力，我宁可不要，否则我会变成负分。”
所以，他并不特别为歌迷的反应而恐慌，因为，过去写出《光阴的故事》、《之乎者也》黑衫墨镜的那个是罗大佑，如今这个被邀四处演出、依然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对社会的看法的中年人也是罗大佑，他用音乐和人交流，无论人家接不接受，他活的是自己这个人———罗大佑。
我不需要做英雄
无论如何，罗大佑在内地各处的演出还是很受欢迎，因为他的歌里有很多人值得怀念的青春，然而他在去年年底发行的新专辑《美丽岛》，却并不像他在演唱会上那样一呼而百应。
《美丽岛》是罗大佑积蓄10年的创作，从1994年到2004年间，他感慨无论是他个人还是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：他经历了父亲的离世，经历了自己的结婚和离婚，他看见台湾政局的变化，看见了“白晓燕命案”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影响，他看见了“9·11”事件的发生，看到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，他经历了世纪末和新世纪，他还经历了“非典”。凡此种种，在他内心都有相当深刻的印记，而他记录这一切的方法，就是写歌。一首首歌呕心沥血地累计起来，就是今天这张《美丽岛》。
十几年的时间，这世界飞速发展，资讯发达，多元的社会带给人们多样的选择，即使是经历同样的事件，人们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也变得千差万别，一个人说话，不见得那么多人都会听。所以《美丽岛》的表达，如今是罗大佑的，而不再像过去一样有人说：“那是我们心声的代言。”
罗大佑感慨的是资讯的发达对这个世界的改变，他说最近和朋友聊起“南斯拉夫”这个国家，感觉很陌生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，这个国家就似乎消失了一样：“因为它很久没在媒体上出现了！现在媒体上是什么？是美国、法国，跟世界上的大事有关，所以在媒体上很红，连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都要靠媒体才看出来，更不要说罗大佑一个歌手或是李宗盛、鲍伯·迪伦、谷村新司……因为媒体太厉害了！打开电视有多少频道，上个网有多少新闻？多到应付不了。所以一个艺人，包括一个政治家，他都要在媒体上被反复谈到才有重要的地位。这是一个资讯决定很多事情的重要性的时代。”
对于现今社会的发展，罗大佑一如既往地表达着他的忧虑，《美丽岛》继承他一贯的反思，很多人却不以为然。当年他一句“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，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”的歌词，曾唱得一代人慷慨激昂，如今，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，与他的忧虑相呼应的人却大为减少。“我认为这是一定的。”罗大佑自己说：“现在载体那么多，报纸、杂志、电影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，现在人类接受感官的刺激度比以前要强多了！你看现在电影的血腥场面、打斗场面，电脑游戏那种拟真的程度，人需要的感官刺激强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虚拟的，人的耳朵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音乐对人的感动度肯定比，我讲极端一点，比在贝多芬时期低太多了！因为那时候能听到管弦乐是极端极端奢侈的事了。现在人需要的感觉刺激是全面性的，只靠听觉或是视觉去做一件东西的时候，它一定会被稀释掉。”
他更加感叹于电脑强大的虚拟功能，他说自己去徐克家，徐克喜欢音乐，就装了一个电脑软件，这个软件只要设定好，便可以自己作出像样的曲子。“科技把人的大量行为都能压缩到一个地步，人只要用科技都可以做出很像样的东西出来，当它大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只有坚持，比如说我不是一个月写这首歌，我必须要花10年来写16首歌来表达我这10年的感情。”这是他对自己的坚持，这是他认为可贵的东西。
他一如既往地忧虑：“科技是蛮危险的东西，一只手想要抓住大自然的法则。世界上任何珍贵的东西一定是免费的，而科技是昂贵的。”
而在《美丽岛》的专辑中，对政治事件的反应也让一些人对他颇有微词，不少人批评他对“政治过于在意”、“太较劲”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从去年5月他在台湾一个大学演唱会现场的“撕美国护照事件”就开始了，内地一些个人和媒体也公开地表示批评。
罗大佑的反应却并不那么激烈，对政治事件反应的那些歌曲的诞生，他说：“我不需要做英雄，做英雄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这个时代很多事情发生了，是必须要有人写下来的，记录历史的方式不只一种，我恰好是个写歌的，就用声音记录下来罢了。”他说，很多事情他不光是说说而已，而是以行动来表达的，比如，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行为表明态度，就是放弃自己所持的美国护照，那一天，正好是对美国众议院议员提案要求台湾出兵伊拉克，他便以公开剪毁护照的方式表达不满。
人们说，很怀念他那些情歌，他的情歌流传更广更久，他笑言：“不要觉得政治和感情没有关系，一些人在一起就是政治，不要认为男女之情就没有政治。”他觉得，自己做事，内心很坦然，因为他认为：“愤怒的声音必定要有感情。”
做艺术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
然而，尽管罗大佑一如既往地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忧虑和反思，并对灾难性的事件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，但他却说自己是乐观的。因为他说经历过一些事情，看到这个世界走向一个和平的状态，他相信这个世界在往好的方向转变。他说生活本身一定得乐观，因为只要今天还活着，明天还会到来，就有机会，就可以把明天做的比今天好一点。
最要紧的，他说：“做艺术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，否则你会把一些很悲观的东西传达给大众。”他说，搞艺术的人不幸的是他比较敏感，要体会生活中不幸的东西，但幸运的是，他可以把这种感受抒发出来。他认为：“你要表达的其实是愤怒的那个东西的本质，而不光是现象，是你要那个东西被改善的一种良知。音乐本身是从人性出来的。当你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散布出去的时候，那就像散布传染病一样，任何有良知的人听了都不会再散播出去。好的音乐是能传播的，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好的，美的，它是和谐的，这样才能传播下去。”
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也很不错了，因为到现在还可以出唱片，写出自己的感觉，还可以骂人，可以保持自己的创作，也还可以跟环境有关系，到今天还活着，很幸福了！
当谈到公众对他的疑问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对自己的疑问也很多。”他说他自己的疑问就是“我是不是要活得快乐一点？”他说他只能选择活得快乐一点，但“我怎么快乐”是他的疑惑，他说最后他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答案，那就是得让旁边的人快乐一点：“因为人是共生的动物，当别人不快乐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很难快乐。”
为此他认为：“讲一句虚伪的话，至少我要装得快乐一点，我弹琴或者我唱歌，我们做演唱会的目的是什么？唱歌的人需要听歌的人，唱歌可以让大家把情绪发挥出来嘛。大家不满，工作有压力，或者失恋，他可以抒发他不满的情绪，抒发出来就快乐了嘛。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我现在比较清楚一点，既然我做这个工作，我就有义务叫大家开心一点。”
至于他的专辑让人感受到的严肃，他说，他宁可选择叫好不叫座，不能让人觉得他放弃了当初的理想，就像他多次强调的，他不会晚节不保。
然而，他自己开心，因为“50岁了还可以做愤怒中年，不错了。”
■采访手记
■白天不懂夜的黑
十几年前，我是罗大佑的歌迷，我的青春也曾因为他的歌声而鼓噪，十多年后，我是采访他的记者，尽可能以与他平等的姿态和他对话，尽可能客观地审视他的位置。
认识罗大佑也有4年的时间了，4年的时间内接触不算多，但已足以让我了解一个不同于以往概念中的罗大佑，任何对他的想像在他对自我的坚持下，都显得苍白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或许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但与他对话，是很需要脑力的，他敏感，多思，反应很快，当然说话的语速也很快，他话中的信息量很大，转得也快，不用心，一定跟不上他讲的内容。说话的时候，他常常把两手也挥得很快，让人眼花耳乱。我自己常常疑惑，当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，是如何没有靠任何录音设备把他的话全记下来的？而今，我一定要借助他所不喜欢的数字科技———数码录音笔来完成。
罗先生是医生出身，他时刻不会让人忘记这一点，记得我初认识他的时候，见我第一句话便说：“手机不要挂在胸前，那样对身体很不好。我曾经是医生，你要听我的。”“非典”来临的时候，他在北京，身为医生的他，为此担心忧虑，不停地关心新闻，不停地关心大家，同时他也一直在小心地咳嗽。我的第一个口罩，便是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得到的。那一次我印象相当地深刻，“非典”已经袭来，但他原定在某个城市有一场演唱会，身为医生，他坚决要取消这场演出，他怕疾病因此扩散。然而那场演唱会终究违抗了他的意志，照样举办了，那天在办公室里他焦虑的样子，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后来那场演唱会，因为他别样的心情，他不停地和观众说着话，但或许没有多少人能领会他的用心，因为人家就为了听歌来了。后来那个城市的媒体几乎是一致地批评这场演唱会，说他老了，只靠说话来维持。这最终导致了他在上海面对这个城市媒体的一句“国骂”。于是有人说，罗大佑还是那么愤怒。
其实，在生活中看到他，他却是很放松的样子，在酒店房间里，他会光着脚跑来跑去，他也会穿着刚起床的睡衣轮番接受记者采访，他会笑呵呵的，时不常喝上一口医生配的药酒。然后认真地问他常问的一个问题：“如果你明天必须要死，你会选车祸、癌症、传染病……还是世界末日？”得到答案他会开心地笑：“对嘛，世界末日，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个答案，因为大家觉得很公平嘛！”他谈话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不涉及严肃的话题，但没有一次他不再随时开着玩笑。
他昼伏夜出，常常在午夜过后，那大概算他的下午吧？拿起电话就打，或者约人聊天。他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正在开始，而大多数人在此时进入梦乡。或许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有关他的想像也同样错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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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青年报 刘净植(03/16 01:55)
从前他是愤怒的、深刻的、深情的，他似乎永远着黑衫墨镜，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。
而今他依然愤怒，却开始被人说太“较劲”。他摘下了墨镜，让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和他的表情，时常还能看到他是嬉笑的。歌迷却觉得那个心中的罗大佑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是的，这就是如今那个在歌迷心目中分裂了的台湾音乐人罗大佑，他就像曾经深爱过、又背弃而去的恋人，让人无法忘怀过去，更对他的背叛耿耿于怀。
从前他是愤怒的、深刻的、深情的，他似乎永远着黑衫墨镜，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。我们亲近不了他，然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歌，却像野火一样烧灼了一两代人的青春，让曾经年轻的心为爱情、为人生、为乡土、为民族、为时代、为未来的命运而疼痛、深思、感喟。
而今他依然愤怒，却开始被人说太“较劲”，他如今的深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领会或说理会，他刚刚面世的新专辑《美丽岛》不是被抱怨打动人的情歌少了，就是被抱怨曲风刻意接近年轻人，人们说他变得务实，却离音乐越来越远了。他摘下了墨镜，让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和他的表情，时常还能看到他是嬉笑的。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，他变得可亲近，歌迷却觉得那个心中的罗大佑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是的，这就是如今那个在歌迷心目中分裂了的台湾音乐人罗大佑，曾经他被视为一代人的旗帜和精神领袖，而今在一些歌迷的心中，他就像曾经深爱过、又背弃而去的恋人，让人无法忘怀过去，更对他的背叛耿耿于怀。
然而说到底，那终究是别人心中的罗大佑，被他人寄予太多期望的罗大佑。那个真实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
3月11日，在天津举办的一场名为“盛大传奇”的演唱会中，我们看到了罗大佑的身影，这是2005年开始以来，他第三次在内地的公开亮相。这似乎预示着他今年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内地工作。2002年，罗大佑把他的音乐工厂搬到北京，宣告他将自己事业的重心转移到内地，2005年初，当我们在北京再次看到他时，他公司的名牌已悄然换成了“人文公社”。问起他这期间的变化，罗大佑感慨的是：“这个世界的变化大过我个人的变化。关键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进步，大家怎样来要求罗大佑那不重要，自己有没有进步是最重要的。”
不做别人想像中那个罗大佑
2000年9月，罗大佑在上海举办了他在内地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，那是内地歌迷等待了十几年与他的第一次会面，北京歌迷包机、乘火车赶往上海的故事，至今传为美谈。当罗大佑在台上唱出《爱的箴言》的第一句“我将真心付给了你……”台下无数歌迷立刻热泪纵横。那一晚，罗大佑自己说：“就像一个梦。”
2001年，罗大佑终于来到了北京，那一年的“5·27”演唱会，虽然他只出现半场，歌迷的热情却让之前的嘉宾都黯然失色。那一晚，敏感而多思的罗大佑一上台便在钢琴上摆了三杯二锅头，一杯下去，烈酒的辛辣呛住了喉咙，让他没能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，不明就里的歌迷还问：“他嗓子怎么哑了？”很多人并不知道罗大佑第一次踏上北京土地为北京演唱的别样心情。
2002年，罗大佑宣布将事业的重心放在北京，一年之中，他在北京开了几个新闻发布会，频繁亮相于新闻媒体，岁末，他在首体开了自己在北京的个唱———“围炉”演唱会。2003年初，罗大佑将自己过去的8张专辑结集为《无法盗版的青春》出版，他说：“要把以前存的货都出清之后，才会进行新专辑。”
那之后，曾以无比热情呼唤和欢迎罗大佑到来的媒体和歌迷开始质疑他，说他“作秀”、说他不复有激情与深刻、说他老了、说他取媚市场等等，直至他十年磨一剑的专辑《美丽岛》出炉，争议似乎变得更加激烈起来。有人甚至偏激地认为，罗大佑应该在2001年之后彻底隐退，为歌迷留下美好的记忆。
这一切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网恋，在虚拟的时空中未见面时，这一方总认为与那方更能理解和沟通，待到耐不住相思频频相见时，却觉得近前的人变得难以接受和理解。
“见到了就不稀奇了。”罗大佑对这一场虚幻看得很明白，那种隔绝时的亲密和亲近时的疏远，对他而言感觉并不强烈，但他却相当清楚歌迷这种心理，他说：“是什么东西促使了我们可以见面？我在海峡那边，他们在海峡这边，长期隔绝之后可以沟通，可以见面，是因为我们有一样的语言，语言的沟通方式是熟悉的，是可以沟通的。另外，因为文化的本质是接近的，文化上的认同从根本上是类似的。而我的歌表达的东西不外乎几种，爱情、土地、一种人的认同、所谓民族国家的东西、民歌的东西，这种音乐形态其实人的感情都是一样的，人了不起就是喜怒哀乐嘛、悲欢离合嘛、生老病死嘛、酸甜苦辣嘛！当你可以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的时候，大家会拉近很多。这就是罗大佑为什么可以会到这边，会有演唱会，会跟更多的媒体沟通的原因。而这个时代有了这种沟通的管道之后，看到了人，他为什么会有那种奇怪的感觉呢？”曾经是医生的罗大佑从心理学上来分析歌迷：“因为每个听众，以前听罗大佑的人，他其实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他听罗大佑的歌，他一直活过来是在跟自己相处，不是跟罗大佑相处嘛。所以他对罗大佑有他自己的幻想。而我这个罗大佑不是你要的，因为我也要为自己的生活奔波，也要赚钱，我也要养活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看见了为什么会觉得不一样呢？这次在天津有个记者说‘你现在是走上神坛的罗大佑’，我说我什么时候上过神坛？我就是一个写歌的人嘛，写歌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工作，靠这个我可以生活，可以赚钱。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写的歌可以让大家有感觉，如此而已。这个东西很实际。”
他很清楚歌迷在他的歌里得到的是什么：“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幻想和梦，就像很多人听到比如《光阴的故事》他可以想到他在大学的时候可能谈恋爱、有可能失恋、或者是结婚，他想到的是他的过去，我的过去他们怎么会知道？了不起知道张艾嘉，但他知道的不过是皮毛嘛，对不对？”
他这样的解答，使我终于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有人一见到他就说：“我特别喜欢你的歌。”或“你是我的偶像。”时，他总是笑嘻嘻地答：“不要这样讲，听我的歌，你怀念的是你的青春。”因为他始终清醒，所以也不昏头，他分得清人家心里那个罗大佑和他真实的自己。而为了别人做“罗大佑”和做自己这个罗大佑其中的分别是相当大的，1985年，因为在台湾被奉为“某某代言人”、“先知”、“抗议歌手”、“黑色旋风”，意识到自己被“图腾化”的危机，罗大佑毅然远走美国，为的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自己，他曾经说：“如果我继续在这个环境创作，更多人对我的要求、给我的压力，那种恐惧感，大过我把什么东西都不要、从零开始的恐惧。当罗大佑三个字变成那么大的符号，变成压力，我宁可不要，否则我会变成负分。”
所以，他并不特别为歌迷的反应而恐慌，因为，过去写出《光阴的故事》、《之乎者也》黑衫墨镜的那个是罗大佑，如今这个被邀四处演出、依然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着对社会的看法的中年人也是罗大佑，他用音乐和人交流，无论人家接不接受，他活的是自己这个人———罗大佑。
我不需要做英雄
无论如何，罗大佑在内地各处的演出还是很受欢迎，因为他的歌里有很多人值得怀念的青春，然而他在去年年底发行的新专辑《美丽岛》，却并不像他在演唱会上那样一呼而百应。
《美丽岛》是罗大佑积蓄10年的创作，从1994年到2004年间，他感慨无论是他个人还是这个世界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：他经历了父亲的离世，经历了自己的结婚和离婚，他看见台湾政局的变化，看见了“白晓燕命案”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影响，他看见了“9·11”事件的发生，看到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，他经历了世纪末和新世纪，他还经历了“非典”。凡此种种，在他内心都有相当深刻的印记，而他记录这一切的方法，就是写歌。一首首歌呕心沥血地累计起来，就是今天这张《美丽岛》。
十几年的时间，这世界飞速发展，资讯发达，多元的社会带给人们多样的选择，即使是经历同样的事件，人们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也变得千差万别，一个人说话，不见得那么多人都会听。所以《美丽岛》的表达，如今是罗大佑的，而不再像过去一样有人说：“那是我们心声的代言。”
罗大佑感慨的是资讯的发达对这个世界的改变，他说最近和朋友聊起“南斯拉夫”这个国家，感觉很陌生，好久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，这个国家就似乎消失了一样：“因为它很久没在媒体上出现了！现在媒体上是什么？是美国、法国，跟世界上的大事有关，所以在媒体上很红，连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都要靠媒体才看出来，更不要说罗大佑一个歌手或是李宗盛、鲍伯·迪伦、谷村新司……因为媒体太厉害了！打开电视有多少频道，上个网有多少新闻？多到应付不了。所以一个艺人，包括一个政治家，他都要在媒体上被反复谈到才有重要的地位。这是一个资讯决定很多事情的重要性的时代。”
对于现今社会的发展，罗大佑一如既往地表达着他的忧虑，《美丽岛》继承他一贯的反思，很多人却不以为然。当年他一句“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，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”的歌词，曾唱得一代人慷慨激昂，如今，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，与他的忧虑相呼应的人却大为减少。“我认为这是一定的。”罗大佑自己说：“现在载体那么多，报纸、杂志、电影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，现在人类接受感官的刺激度比以前要强多了！你看现在电影的血腥场面、打斗场面，电脑游戏那种拟真的程度，人需要的感官刺激强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虚拟的，人的耳朵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音乐对人的感动度肯定比，我讲极端一点，比在贝多芬时期低太多了！因为那时候能听到管弦乐是极端极端奢侈的事了。现在人需要的感觉刺激是全面性的，只靠听觉或是视觉去做一件东西的时候，它一定会被稀释掉。”
他更加感叹于电脑强大的虚拟功能，他说自己去徐克家，徐克喜欢音乐，就装了一个电脑软件，这个软件只要设定好，便可以自己作出像样的曲子。“科技把人的大量行为都能压缩到一个地步，人只要用科技都可以做出很像样的东西出来，当它大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只有坚持，比如说我不是一个月写这首歌，我必须要花10年来写16首歌来表达我这10年的感情。”这是他对自己的坚持，这是他认为可贵的东西。
他一如既往地忧虑：“科技是蛮危险的东西，一只手想要抓住大自然的法则。世界上任何珍贵的东西一定是免费的，而科技是昂贵的。”
而在《美丽岛》的专辑中，对政治事件的反应也让一些人对他颇有微词，不少人批评他对“政治过于在意”、“太较劲”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从去年5月他在台湾一个大学演唱会现场的“撕美国护照事件”就开始了，内地一些个人和媒体也公开地表示批评。
罗大佑的反应却并不那么激烈，对政治事件反应的那些歌曲的诞生，他说：“我不需要做英雄，做英雄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这个时代很多事情发生了，是必须要有人写下来的，记录历史的方式不只一种，我恰好是个写歌的，就用声音记录下来罢了。”他说，很多事情他不光是说说而已，而是以行动来表达的，比如，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行为表明态度，就是放弃自己所持的美国护照，那一天，正好是对美国众议院议员提案要求台湾出兵伊拉克，他便以公开剪毁护照的方式表达不满。
人们说，很怀念他那些情歌，他的情歌流传更广更久，他笑言：“不要觉得政治和感情没有关系，一些人在一起就是政治，不要认为男女之情就没有政治。”他觉得，自己做事，内心很坦然，因为他认为：“愤怒的声音必定要有感情。”
做艺术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
然而，尽管罗大佑一如既往地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忧虑和反思，并对灾难性的事件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，但他却说自己是乐观的。因为他说经历过一些事情，看到这个世界走向一个和平的状态，他相信这个世界在往好的方向转变。他说生活本身一定得乐观，因为只要今天还活着，明天还会到来，就有机会，就可以把明天做的比今天好一点。
最要紧的，他说：“做艺术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，否则你会把一些很悲观的东西传达给大众。”他说，搞艺术的人不幸的是他比较敏感，要体会生活中不幸的东西，但幸运的是，他可以把这种感受抒发出来。他认为：“你要表达的其实是愤怒的那个东西的本质，而不光是现象，是你要那个东西被改善的一种良知。音乐本身是从人性出来的。当你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散布出去的时候，那就像散布传染病一样，任何有良知的人听了都不会再散播出去。好的音乐是能传播的，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好的，美的，它是和谐的，这样才能传播下去。”
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也很不错了，因为到现在还可以出唱片，写出自己的感觉，还可以骂人，可以保持自己的创作，也还可以跟环境有关系，到今天还活着，很幸福了！
当谈到公众对他的疑问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他笑着说：“我对自己的疑问也很多。”他说他自己的疑问就是“我是不是要活得快乐一点？”他说他只能选择活得快乐一点，但“我怎么快乐”是他的疑惑，他说最后他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答案，那就是得让旁边的人快乐一点：“因为人是共生的动物，当别人不快乐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很难快乐。”
为此他认为：“讲一句虚伪的话，至少我要装得快乐一点，我弹琴或者我唱歌，我们做演唱会的目的是什么？唱歌的人需要听歌的人，唱歌可以让大家把情绪发挥出来嘛。大家不满，工作有压力，或者失恋，他可以抒发他不满的情绪，抒发出来就快乐了嘛。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我现在比较清楚一点，既然我做这个工作，我就有义务叫大家开心一点。”
至于他的专辑让人感受到的严肃，他说，他宁可选择叫好不叫座，不能让人觉得他放弃了当初的理想，就像他多次强调的，他不会晚节不保。
然而，他自己开心，因为“50岁了还可以做愤怒中年，不错了。”
■采访手记
■白天不懂夜的黑
十几年前，我是罗大佑的歌迷，我的青春也曾因为他的歌声而鼓噪，十多年后，我是采访他的记者，尽可能以与他平等的姿态和他对话，尽可能客观地审视他的位置。
认识罗大佑也有4年的时间了，4年的时间内接触不算多，但已足以让我了解一个不同于以往概念中的罗大佑，任何对他的想像在他对自我的坚持下，都显得苍白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或许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但与他对话，是很需要脑力的，他敏感，多思，反应很快，当然说话的语速也很快，他话中的信息量很大，转得也快，不用心，一定跟不上他讲的内容。说话的时候，他常常把两手也挥得很快，让人眼花耳乱。我自己常常疑惑，当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，是如何没有靠任何录音设备把他的话全记下来的？而今，我一定要借助他所不喜欢的数字科技———数码录音笔来完成。
罗先生是医生出身，他时刻不会让人忘记这一点，记得我初认识他的时候，见我第一句话便说：“手机不要挂在胸前，那样对身体很不好。我曾经是医生，你要听我的。”“非典”来临的时候，他在北京，身为医生的他，为此担心忧虑，不停地关心新闻，不停地关心大家，同时他也一直在小心地咳嗽。我的第一个口罩，便是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得到的。那一次我印象相当地深刻，“非典”已经袭来，但他原定在某个城市有一场演唱会，身为医生，他坚决要取消这场演出，他怕疾病因此扩散。然而那场演唱会终究违抗了他的意志，照样举办了，那天在办公室里他焦虑的样子，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后来那场演唱会，因为他别样的心情，他不停地和观众说着话，但或许没有多少人能领会他的用心，因为人家就为了听歌来了。后来那个城市的媒体几乎是一致地批评这场演唱会，说他老了，只靠说话来维持。这最终导致了他在上海面对这个城市媒体的一句“国骂”。于是有人说，罗大佑还是那么愤怒。
其实，在生活中看到他，他却是很放松的样子，在酒店房间里，他会光着脚跑来跑去，他也会穿着刚起床的睡衣轮番接受记者采访，他会笑呵呵的，时不常喝上一口医生配的药酒。然后认真地问他常问的一个问题：“如果你明天必须要死，你会选车祸、癌症、传染病……还是世界末日？”得到答案他会开心地笑：“对嘛，世界末日，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个答案，因为大家觉得很公平嘛！”他谈话的时候，没有一次不涉及严肃的话题，但没有一次他不再随时开着玩笑。
他昼伏夜出，常常在午夜过后，那大概算他的下午吧？拿起电话就打，或者约人聊天。他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正在开始，而大多数人在此时进入梦乡。或许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有关他的想像也同样错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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